有人說，中國制造是“缺心少魂”，“心”自然指的芯片，而這里的“魂”，指的則是軟件。面對德國工業4.0、美國工業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諸多理念，中國軟件如何發展才能讓中國工業具有真正的“靈魂”呢？同時，國外一些知名大型制造企業開始向軟件公司轉型，面對制造企業的變化，中國軟件企業又應當怎樣改變才能從容應對并最終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在日前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軟件博覽會全球軟件產業發展高峰論壇上，中航工業首席顧問寧振波表示，工業4.0、工業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并不是目標，制造業的目標是實現傳統工業體系向現代工業體系的轉型升級。“中國制造業處在和國際制造業接軌最接近的時候，智能制造帶來的不確定性，將給中國工業制造帶來大量的機會，因為我們擁有世界最為復雜、龐大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工業技術軟件化和軟件定義智能制造，將是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說。

　　軟件定義智能制造

　　2016年5月，隨著《國務院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的發布，國家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確立了新時期工業軟件的地位，即強化軟件支撐和定義制造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將工業軟件的發展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信部信息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副司長安筱鵬指出，隨著產品智能化的水平越來越高，軟件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能夠定義企業的產品、企業的生產方式和企業的信息能力。如在企業的研發方式上，從傳統的串行方式走向了并行的研發組織體系；在企業的生產方式上，構建了一個虛擬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研發、設計、生產的組織方式，基于賽博的虛擬方式與實體側的融合，成為制造業變革的方向。

　　據了解，在傳統制造業，工業軟件主要指安裝在通用計算機或者工業控制計算機之中的設計、編程、工藝、監控、管理等軟件，如CAD、CAE、CAM以及工業控制軟件。隨著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需要部署到生產管理系統中的嵌入式軟件正變得越來越多，這些軟件嵌入在控制器、通信系統、傳感裝置之中，采集生產過程的數據，支撐起智能化工廠的感知和分析能力，成為制造業智能化轉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德國的工業4.0，還是美國的工業互聯網，其核心要素都是實現人、機器、設備和網絡的互聯，讓軟件嵌入到生產制造的各個環節。

　　中鋼集團CIO李紅表示，德國工業4.0和美國工業互聯網的內涵，主要是數字化轉型，如今，埃森哲、IDC和SAP都提出了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

　　用友網絡高級副總裁王健認為，所謂軟件，就是通過相關的算法、模型，將制造業的數據形成一個整體的系統。在未來的制造業中，“軟件+數據”將越來越重要，是未來企業的核心。

　　聯合制造公司總經理路東認為，軟件定義一切是肯定的。“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只有3個角色：一是數據的供應商；二是數據的挖掘商；三是數據的用戶，90%的人都將從事和數字有關的工作。”他說。

　　制造企業和軟件企業都在變

　　近年來，包括美國GE在內的很多傳統的制造業公司都宣稱要向軟件公司轉型，如洛克西德·馬丁的代碼數量已經超過了微軟公司。對于制造業的這一變革，作為飛豹數字化的設計師，搞了37年飛機設計的寧振波先生有著深刻的感受。“1991年，波音公司研發波音777時，用了800個相互不關聯的軟件；到了研發波音787時，波音公司用了8000種軟件，現在又到了8600種軟件”，他特別強調指出，“波音研制777時，采用的主要是商用軟件；研制787時，只采購了1000多種商用軟件，其他7000種都是波音公司自己結合產品的研制流程、專業技術開發的。現在很多制造業特性軟件，都需要企業自己開發，這就是工業技術和工業知識的轉化。”

　　有趣的是，在傳統制造企業宣稱要向軟件公司轉型而日趨“軟化”時，軟件公司卻開始變得“硬朗”起來，東方國信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東方國信80%的人員是來自工業行業的專家，只有20%是原來的IT專家。東方國信副總裁敖志強認為：“如果沒有工業方面的積累和工業思維，給軟件賦能，軟件的實用價值會很低，得不到客戶的認可。例如，鋼鐵高爐作為傳統行業，以前就是師傅帶徒弟的過程，通過我們十多年的積累，以數字化為基礎，通過傳感器采集數據并進行分析處理，一年能夠節省成本近100億元，二氧化碳排放減少1000萬噸。”

　　寧振波強調，那些工具軟件，如CAD、CAE，只是數字知識、物理知識和工業常用知識的積累，其結晶就是軟件，它們是花錢可以買到的。而波音、洛克西德·馬丁、龐巴迪，每個集團都有自己獨有的研制體系，他們的工業技術軟件化體系，是不能賣給別人的。“全球都處在智能制造轉型的過程中，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單獨的工具軟件，而是要構建工業技術的整個流程、開發體系和創新體系，目前全球在這方面都是比較薄弱的。”他說。

　　骨干企業與中小企業殊途同歸

　　探討智能制造，必然要提到德國的工業4.0。路東表示，德國的工業4.0比較注重自動化和機器人，中國的骨干企業和大型企業可以學習德國工業4.0的路徑，即關注企業生產的聯通化、自動化、模塊化、虛擬現實、人機界面、實時調整。但他同時認為，中國的中小零部件企業并不具備走工業4.0道路的能力，因為“中國中小企業的毛利率不足10%，而德國中小企業許多是行業冠軍，毛利可以達到30%以上，有足夠的能力投資自動化機器人”。

　　路東說，德國企業是從產品就開始做嵌入式的信息采集，工廠里實現智能物流，配備的是智能機床，最終目標是實現企業間數據在縱向和橫向上的打通。中國的中小企業沒有資金去搞智能制造、自動化和機器人，但企業最終也要實現數據在縱向和橫向上的打通，因此“德國和中國是殊途同歸”。

　　路東認為，公開原技術將是數字經濟惟一的發展路徑，數字經濟會逐漸走向統一數字模型、統一源代碼、統一API接口。中國智能制造要用“三統一”的技術去開發軟件，用統一的軟件去代替導致企業成為“信息孤島”的各種軟件，組成新的軟件解決方案，配合互聯網技術，將工廠的所有數據都存入統一的數據庫，建成數字化的透明工廠，即“用我們的軟件改造2.0的工廠。

　　路東表示，依靠中國的軟件，而非大的投入，中國制造就可以實現企業生產的數字化。他個人認為，在2020年之前，中國軟件就能夠完成一部分企業的數字化。

　　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離不開軟件。近些年來，我國軟件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規模迅速擴大，技術創新和應用水平大幅提升。據統計，2016年，我國軟件和服務業完成業務收入4.9萬億元，實現利潤6021億元；今年1~5月，我國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完成軟件業務收入2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3.4%。

　　雖然目前我國軟件企業數量已超過4.2萬家，從業人數穩定增長，但在發展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王健就呼吁，制造企業和軟件供應商之間要建立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對外國軟件公司的認識要理性不要盲目，不要過于迷戀依賴跨國公司。敖志強表示，作為大數據技術公司，東方國信目前每日的處理量是3萬億條，日查詢數據量是70億條，而東方國信自主研發的數據庫運行速度要比國外知名廠商的數據庫快30~100倍。因此，中國軟件實現“彎道超車”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中國軟件實現超越不可能一蹴而就，寧振波強調，整個軟件行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盜版對創新精神的傷害，“盡管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三令五申，但很多法規和文件并沒有落到實處，知識產權保護做不好，中國軟件就搞不好。”其氣憤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