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由低端化向高端化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時代剛剛拉開序幕。

準確認識中國所處的工業化發展階段

第一，當前，對中國工業發展階段所持有的一種觀點是，中國的多數地區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整體上可能已經處于后工業化時代，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特定發展階段。然而，這種說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誤判。從總體來看，實質上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由低端化向高端化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時代剛剛拉開序幕。因此，工業的高端化發展以及新型工業化發展，必將成為維持中國今后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核心來源。

無論是從傳統制造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均面臨不可忽略的發展困局乃至發展危機。2016年《財富》發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單顯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陸的制造業企業占總入榜企業比重偏低，只有34.9%。另外，美國、日本、韓國等上榜的制造業企業基本都分布在電子、互聯網、現代制造等高科技領域，而中國上榜的制造業企業主要分布在資源、能源密集領域。以上事實深刻反映出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實質上已經處于一個相對弱化態勢的基本事實，中國只是憑借粗放型的規模擴張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的低端階段，而并沒有依靠創新密集型的集約型發展模式進入工業化的高端階段。

第二，正確認清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新動力的來源主要還得依靠工業部門，而非孤立地依靠第三產業，這既表現為工業部門中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持續擴張和壯大，也表現為工業部門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對第三產業的支撐作用，尤其表現為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部門的融合式發展，而非不相兼容式的各自孤立增長。

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份額由2005年的41.40%逐步上升到2014年的50.50%，十年期間穩步上升了9.10個百分點，這就容易產生的一個認識誤區是，中國現階段段經濟增長新動力的來源已經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已經替代第二產業中的工業企業部門，成為支撐中國今后經濟增長最為主要的動力來源。然而，我們發現，驅動第三產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只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這兩大部門，而其他部門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均呈現停滯或顯著下降態勢。這本質上并不能反映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特征，也不能將其作為中國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核心標志。相反，這反映出的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中國房地產行業和金融業相互支撐式的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固化。此外，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房地產行業對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擠出效應。

工業高端化是中國經濟新動力的源泉

第一，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持續擴張和壯大，這是決定維持中國今后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高質量投資核心來源，同時，這就決定了中國今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還必將依靠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與以往的傳統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所不同，這種新型的高質量投資驅動增長模式，集中表現為以促進生產率提升和經濟發展質量為中心的新型發展模式的形成。

從中國的當前現實來看，中國供給側的生產部門中多數本土企業的各種高端生產能力嚴重滯后于需求側中消費者需求的升級換代的現實需求，導致中國本土的高端需求完全外溢到對國外高質量、高端產品的需求，無法對中國國內的供給側的高端化發展形成有效支撐。這就必然會倒逼中國供給側面的本土企業，通過促發“資本替代勞動”、“技術替代勞動”以及“機器替代勞動”等形態的高質量投資，來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創新密集型以及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模式。

與以往傳統的以投資數量和規模擴張為主的粗放型增長模式所不同，這種以高端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為主的高質量投資增長模式的形成，新經濟結構的塑造又會激發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提升，從而最終導致以工業部門生產率可持續增長為內核的經濟增長。

第二，以工業部門生產率提升為主的經濟新動力機制的形成，不僅決定了中國今后勞動者工資水平的增長空間，最終也決定了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內需驅動發展模式的加快形成。

對于當前制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生產率提升空間的核心因素來看，不僅僅在于供給側方面所面臨的多重結構性問題?而且，也與需求側的有效需求仍然相對不足密切相關。中國人口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戶人均收入不到430元每月。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工業部門由低端向高端的轉化，將會通過供給側進一步影響到需求側，影響乃至決定中國今后勞動者收入的提升空間以及內需驅動發展模式的形成。

一方面，只有生產率的持續增長才能為中國今后勞動者工資水平的增長奠定基礎，決定勞動者工資收入水平的增長幅度和空間；另一方面，以促進生產率提升為主的高質量投資活動，也決定了中國的微觀生產部門能夠創造高技能和高收入水平工作崗位數量的基本能力。這兩種作用機制的疊加效應，會進一步促使中國本土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中產階層的擴張所帶來的高端需求會加速擴大，而這又會通過“需求引致投資”以及“需求引致創新”機制的作用渠道，加快中國投資驅動發展模式和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形成，從而加快中國內需驅動發展模式的形成。

出口優勢的重塑仍是經濟新動力的重要來源

隨著深入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依靠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一方面，這將通過降成本和補短板途徑，降低中國出口企業的綜合生產成本，重塑中國傳統產業的出口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將引導中國的出口企業由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轉移升級，這也將構成中國今后維持經濟中高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新動力來源之一。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出口國，雖然近年來出口對中國GDP增速的貢獻為負，但是，隨著深入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工業部門的全面轉型升級，必然逐步會帶來制造業出口優勢和出口結構的轉型升級，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乃至重塑制造業出口部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一方面，要高度重視維持傳統產業的出口對中國當前經濟增長動力支撐的重要作用。從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約束條件來看，要清醒認識到的是，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傳統制造業以及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仍然是維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性力量。得出這種判斷的依據是：從外部環境來看，雖然全球貿易投資一體化正在發生的區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發全球貿易的大停滯以及全球化貿易投資體系面臨的重構，這對中國做強傳統產業，既是挑戰，也是轉型升級機遇期。中國當前新常態下的核心問題是，由于中國多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中國多數傳統優勢產業的既有優勢發生了問題，但全球對傳統產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這決定了中國傳統產業在全球市場仍然具有生存和發展空間，決定了經過轉型升級改造后的中國傳統產業，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經濟增長動力支撐的客觀事實。

另一方面，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將引導中國的出口企業由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轉移升級，一方面，這將引發中國制造業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持續提升，激勵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促使中國出口國內附加值的提升，加快中國制造業出口部門工人工資的增加；另一方面，這將引導中國生產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進而進一步拉動高技術、高收入就業崗位的創造，這也將構成中國今后維持經濟中高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新動力來源之一。

國家發展戰略應與工業高端化相結合

新型城鎮化、互聯網+、金融體制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這些國家戰略，與工業部門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可持續發展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相脫離現象乃至特定領域的泡沫化趨勢。這具體表現在：

第一，城鎮化與實體經濟部門的相脫離現象。從中國的現實狀況來看，不少地方的城鎮化發展，既發生了城鎮化規模擴張，房地產發展與人的基本需求相脫節，與產業支撐相脫節的突出現象，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和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現象，這導致中國當前的城鎮化未必能夠對工業部門的生產率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形成有效的支撐作用。

第二，“互聯網+”與實體經濟部門的相脫離現象。一方面，“互聯網+”可能造成產業間的替代效應，最為突出的是造成物流產業對商貿服務業等實體經濟部門的替代效應，“互聯網+”興起催生的物流產業規模的迅速粗放型擴張，可能會對一國的生產率造成負向的拉動效應；另一方面，中國的經驗表明，“互聯網+”會催生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在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監管制度發展的滯后以及專業監管經驗和人才的相對不足，很容易導致互聯網金融迅速發展成為脫離和掠奪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泡沫現象。

第三，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的不相兼容現象。現階段，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與中國當前的金融體系出現了相脫節和不兼容現象缺的突出現象。中國的金融體系雖然經歷過多輪的市場化改革以及現代商業銀行治理機制的改革，然而，仍然存在典型的金融壓制體制特征，使得金融體系與中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存在顯著的不相兼容性。

第四，創新研發投入與實體經濟的不兼容現象。一方面，由于產學研之間傳導機制長期性的制度性梗阻，導致中國的不少創新研發活動和成果，并不能很好地滲透到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造成創新研發活動可能無法有效形成對整體生產率提升的促進效應；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當前大量實施的以運用財政資金為主的創新補貼政策以及專利扶持政策，并沒有促進有限的政府創新扶持補貼資金滲透到那些具有創新需求的產業或企業主體部門。

因此，中國當前正在積極推進的國家發展戰略，其立足點應該立足于促進工業部門的生產率提升方面，落實在能否有效促進工業部門的高端化發展方面。這些戰略的實施效果，最終應該體現為是否促進了與工業部門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深度融合發展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