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來十年機遇期 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不是一個新話題，只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使更多的企業意識到，長期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出口結構和粗放經營的發展方式很難再繼續下去了。
美國之所以出現經濟危機，除了國民收入超分配、金融監管政策失誤等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找不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產業結構調整應該從何處著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呂政日前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和路徑做出了權威解讀。
技術支撐力不足致產業升級緩慢 。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技術創新成果的支撐。一方面，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創新的動力與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體制和機制不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沒有真正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結合。
金融危機的產生都有其客觀必然性。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產生，固然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金融、財政政策有關，也與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有關，同時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實體經濟出了問題有關。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依托日本作為領頭雁，發展加工組裝型制造業，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但隨著經濟發展，土地、房地產和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但技術密集型、附加值高的產業又沒有發展起來，結構出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產業結構，并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可見，長期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呂政認為，作為大國，中國絕不能把經濟長期發展建立在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必須培育自己的競爭優勢。中國的勞動力已經不再是無限供給的趨勢，隨著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中國必將出現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經濟結構中比例下降的趨勢。我國應吸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從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多層次性的實際出發，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要以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業結構為目標，既不輕言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又要在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大有作為，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產業結構調整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金融危機的到來，使這項任務變得愈加緊迫。呂政分析認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難以取得明顯效果的原因如下：一是由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決定的，中國尚處于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階段，現有工業增加值中，重化工業占69%，輕紡工業只占31%；二是由于重化工業的市場需求旺盛，小鋼鐵、建材等項目紛紛上馬，低水平重復建設屢禁不止；三是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然積極推動大上工業項目；四是國內分配關系不合理，貧富差距逐步擴大，尤其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的不合理，低收入群體缺乏有效支付能力，加劇了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五是缺乏新的技術支撐，企業找不到新的投資方向。
呂政認為，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技術創新成果的支撐。一方面，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創新的動力與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體制和機制不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沒有真正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結合。雖然我國每年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每年研發投入的總體規模已達6000億元，但卻沒有形成建立在技術創新基礎上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體制上，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民營企業又缺乏技術創新的能力，且科技資源有限，科技隊伍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我國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缺乏工業化試驗的中間環節。通常情況下，研發投入、中試投入與產業化投入的比例約為1∶10∶100。由于缺乏中試投入，我國科研院所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樣品、展品階段。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脫節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
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是核心任務
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解決，消除過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業替代效率低的企業。
產業結構調整，就是要通過對資產存量和增量的調整，改善工業再生產的比例關系，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實現工業經濟協調、高效和可持續發展。
我國調整工業結構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消除結構性短缺或結構性過剩，實現市場供求的平衡；二是促進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地區和企業轉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工業競爭力。可以看出，我國工業結構調整面臨著雙重任務，既要消除結構性短缺和結構性過剩，又要解決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問題。
消除結構性短缺涵蓋兩項任務，一是解決能源、原材料供給不足的矛盾，二是解決技術密集型的、先進的機械、電子元器件和軟件產品等國內生產能力供給不足的矛盾。但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解決，消除過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業替代效率低的企業。提高產業及企業競爭力是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
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工業結構調整必須先改變“大企業、小生產”以及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低的企業組織結構。
在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在加工組裝型制造業領域，推進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當前，我國大多數企業實際上是在用小農經濟的小生產的辦法搞大工業生產，專業化分工程度低，零部件的自制率過高。企業從原材料采購、鑄造、各種零部件的加工到產品組裝和包裝，大部分生產過程都在企業內部完成。呂政認為，工業結構調整必須先改變“大企業、小生產”以及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低的企業組織結構。
在推進專業化分工的過程中，要不斷優化產業組織結構。生產社會化是機器大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信息技術的應用使社會分工更加廣泛和深化，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呂政提出，我國工業結構調整要瞄準機械裝備、數控機床、交通運輸設備等高端制造業，率先在這些關鍵行業推進專業化分工，從而形成龍頭企業從事新產品的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制造和產品集成，眾多專業化的小企業為龍頭企業配套的產業鏈，實現產業細分帶來的規模效益和產業聚集效應。同時，要下決心淘汰高耗能、工藝技術落后的中小企業，使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能力向技術先進的大企業集中。
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需要重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這也是中國企業二次分離的重要一環。呂政提出，中國企業生產要素配置需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和信息化的要求進行第二次分離。第一次分離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企業將幼兒園、醫院、學校等企業辦社會的功能分離出去，減輕了企業非生產性的成本負擔。第二次分離是要將隱含在企業內部的生產性服務業從工業企業中分離出來，由專業化的公司承接。
生產性服務業是從工業企業分離出來的專門為工業生產服務的行業，主要從事工業設計、設備安裝與維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購、倉儲、配送、產成品整理和包裝等直接為生產服務的業務，還包括市場調查、財務會計、法律等為企業經營管理服務的業務。由于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生產性服務業大多是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機構，其發展不但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特別是增加專業技術人員的就業機會。當前，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可以同時實現保增長、調結構、擴大就業等多重目標。不容忽視的是，產業結構的形成和演變，要受一定的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支配，所以，調整結構即要依靠科技進步，也要解決影響結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呂政認為，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政府仍然有責任引導和調節投資方向，矯正市場失靈。必須形成平均利潤率的機制，使投入不同行業的資本都能夠獲得大體平均的利潤率回報，進而推動產業的協調發展。必須形成這樣一種機制，即只有那些依靠科技創新的企業才有可能獲得超額利潤。一個依靠房地產推動GDP增長的國家不可能建設成創新型的現代化強國。
呂政觀點拷貝
——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抓住未來10年機遇期，加快發展大型商業飛機、支線商業飛機、高速鐵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等關鍵產業。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高性能數控機床、大規模集成電路、新的電子元器件、儀器儀表等領域應盡量減少進出口逆差。
——中國工業已經發展到了由量的擴張轉向以提高水平、提高素質、提高競爭力為主導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未來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任務不是一般數量的增長，而是在提高水平、提高競爭力的基礎上實現增長。
——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核心是技術，載體是產品和工藝。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的具體操作集合是企業，而不是行業。企業要抓住產品的牛鼻子，把產品結構、工藝技術、工藝設備的調整作為載體和抓手，將結構調整落到實處。
美國之所以出現經濟危機，除了國民收入超分配、金融監管政策失誤等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找不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產業結構調整應該從何處著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呂政日前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和路徑做出了權威解讀。
技術支撐力不足致產業升級緩慢 。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技術創新成果的支撐。一方面，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創新的動力與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體制和機制不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沒有真正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結合。
金融危機的產生都有其客觀必然性。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產生，固然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金融、財政政策有關，也與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有關，同時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實體經濟出了問題有關。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依托日本作為領頭雁，發展加工組裝型制造業，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但隨著經濟發展，土地、房地產和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但技術密集型、附加值高的產業又沒有發展起來，結構出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產業結構，并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可見，長期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呂政認為，作為大國，中國絕不能把經濟長期發展建立在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必須培育自己的競爭優勢。中國的勞動力已經不再是無限供給的趨勢，隨著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中國必將出現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經濟結構中比例下降的趨勢。我國應吸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從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多層次性的實際出發，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要以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業結構為目標，既不輕言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又要在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大有作為，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產業結構調整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金融危機的到來，使這項任務變得愈加緊迫。呂政分析認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難以取得明顯效果的原因如下：一是由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決定的，中國尚處于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階段，現有工業增加值中，重化工業占69%，輕紡工業只占31%；二是由于重化工業的市場需求旺盛，小鋼鐵、建材等項目紛紛上馬，低水平重復建設屢禁不止；三是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然積極推動大上工業項目；四是國內分配關系不合理，貧富差距逐步擴大，尤其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的不合理，低收入群體缺乏有效支付能力，加劇了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五是缺乏新的技術支撐，企業找不到新的投資方向。
呂政認為，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技術創新成果的支撐。一方面，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創新的動力與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體制和機制不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沒有真正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結合。雖然我國每年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每年研發投入的總體規模已達6000億元，但卻沒有形成建立在技術創新基礎上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體制上，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民營企業又缺乏技術創新的能力，且科技資源有限，科技隊伍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我國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缺乏工業化試驗的中間環節。通常情況下，研發投入、中試投入與產業化投入的比例約為1∶10∶100。由于缺乏中試投入，我國科研院所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樣品、展品階段。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脫節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
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是核心任務
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解決，消除過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業替代效率低的企業。
產業結構調整，就是要通過對資產存量和增量的調整，改善工業再生產的比例關系，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實現工業經濟協調、高效和可持續發展。
我國調整工業結構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消除結構性短缺或結構性過剩，實現市場供求的平衡；二是促進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地區和企業轉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工業競爭力。可以看出，我國工業結構調整面臨著雙重任務，既要消除結構性短缺和結構性過剩，又要解決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問題。
消除結構性短缺涵蓋兩項任務，一是解決能源、原材料供給不足的矛盾，二是解決技術密集型的、先進的機械、電子元器件和軟件產品等國內生產能力供給不足的矛盾。但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解決，消除過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業替代效率低的企業。提高產業及企業競爭力是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
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工業結構調整必須先改變“大企業、小生產”以及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低的企業組織結構。
在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在加工組裝型制造業領域，推進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當前，我國大多數企業實際上是在用小農經濟的小生產的辦法搞大工業生產，專業化分工程度低，零部件的自制率過高。企業從原材料采購、鑄造、各種零部件的加工到產品組裝和包裝，大部分生產過程都在企業內部完成。呂政認為，工業結構調整必須先改變“大企業、小生產”以及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低的企業組織結構。
在推進專業化分工的過程中，要不斷優化產業組織結構。生產社會化是機器大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信息技術的應用使社會分工更加廣泛和深化，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呂政提出，我國工業結構調整要瞄準機械裝備、數控機床、交通運輸設備等高端制造業，率先在這些關鍵行業推進專業化分工，從而形成龍頭企業從事新產品的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制造和產品集成，眾多專業化的小企業為龍頭企業配套的產業鏈，實現產業細分帶來的規模效益和產業聚集效應。同時，要下決心淘汰高耗能、工藝技術落后的中小企業，使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能力向技術先進的大企業集中。
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需要重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這也是中國企業二次分離的重要一環。呂政提出，中國企業生產要素配置需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和信息化的要求進行第二次分離。第一次分離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企業將幼兒園、醫院、學校等企業辦社會的功能分離出去，減輕了企業非生產性的成本負擔。第二次分離是要將隱含在企業內部的生產性服務業從工業企業中分離出來，由專業化的公司承接。
生產性服務業是從工業企業分離出來的專門為工業生產服務的行業，主要從事工業設計、設備安裝與維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購、倉儲、配送、產成品整理和包裝等直接為生產服務的業務，還包括市場調查、財務會計、法律等為企業經營管理服務的業務。由于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生產性服務業大多是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機構，其發展不但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特別是增加專業技術人員的就業機會。當前，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可以同時實現保增長、調結構、擴大就業等多重目標。不容忽視的是，產業結構的形成和演變，要受一定的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支配，所以，調整結構即要依靠科技進步，也要解決影響結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呂政認為，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政府仍然有責任引導和調節投資方向，矯正市場失靈。必須形成平均利潤率的機制，使投入不同行業的資本都能夠獲得大體平均的利潤率回報，進而推動產業的協調發展。必須形成這樣一種機制，即只有那些依靠科技創新的企業才有可能獲得超額利潤。一個依靠房地產推動GDP增長的國家不可能建設成創新型的現代化強國。
呂政觀點拷貝
——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抓住未來10年機遇期，加快發展大型商業飛機、支線商業飛機、高速鐵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等關鍵產業。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高性能數控機床、大規模集成電路、新的電子元器件、儀器儀表等領域應盡量減少進出口逆差。
——中國工業已經發展到了由量的擴張轉向以提高水平、提高素質、提高競爭力為主導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未來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任務不是一般數量的增長，而是在提高水平、提高競爭力的基礎上實現增長。
——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核心是技術，載體是產品和工藝。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的具體操作集合是企業，而不是行業。企業要抓住產品的牛鼻子，把產品結構、工藝技術、工藝設備的調整作為載體和抓手，將結構調整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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